在建筑上，‘礼不但一直作为妨碍形式发展的框框，而且对建筑思想产生了一种根本性的局限。

而儒家德治本身，不仅强调君主具有政治德行操守，而且要求君臣率先垂范，推行德教，又具有有为的一面，难免与无为的理想相互矛盾。（《老子》第四十三章）不言之教实则是不教，不教才是真正的教，老子进而又提出：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

无为而治所包含的治理智慧，不仅与现代法治的目标不相冲突，而且可以增加现代法治的价值维度。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注释1（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36页。现代法治的核心问题在于解决权力的问题，给谁赋权，如何用权，怎样控权，是法治所关注的核心问题。

如有学者所说：《老子》的‘无为而治，乃至《老子》的全部政治法律思想，实质上是一种道德治国论。18其实，儒家之德治或礼法共治，背后的治理理念是一致的。针对统治者的任意政令，老子甚至主张不言。

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相对于老子消极的权力观，儒家认识到权力既有刚性、霸道的一面，也有可以柔性行使、造福人民的一面。围绕无为这一概念，老子提出了一系列治理主张。而且，其中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儒家希望个人的心灵、德性与家族、社会的自我治理、国家的权力设置，三者之间能够达成有机的整体，最终实现一种理想的政治环境。

比较儒道之无为观念，我们发现无论儒道，其无为而治的思想对于当下的法治均有补益，尤其儒家以德治而实现无为而治的想法可以沟通儒家与道家的政治理念，寻得儒道之间的最大公约数。（《论语·子路》）对于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的解释，邢昺认为：礼所以正君臣父子之别，明男女长幼之序，故可以安上化下，风移俗易。

【10】可见，传统经学对于儒家正名的意义主要是从移风易俗的角度来阐发的，儒家认为社会风俗的改变是自上而下的，需要由统治者大力推动才能实现。过去，人们对于儒家德治的解读过多地强调其人治的意义，但梁启超对于儒家的人治观有着不同的理解，他说：儒家固希望圣君贤相，然所希望者，非在其治民莅事也，而在其‘化民成俗【6】。（《孟子·公孙丑上》）为何孟子要说王不待大呢？这或许与孟子对于政治的看法有关。如果探究无为在《老子》中的本义，必须将之与自化的概念相联系。

这不仅需要统治者注重个人德性，还必须做到任官得人，要求整个官僚集团都奉行儒家的政治道德。而作为神器的权力，则不可为不可执，既不能为一人所私有，甚至于不能为具体的人所行使。7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第29页。道家之化，则是期待百姓自为，然后实现自化自正自富自朴，无论方法、手段还是最终结果，道家都坚持无为之益。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16 严复：《严复集》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079页。

这一章是理解老子无为政治的关键，只有统治者不以仁恩和偏爱治理国家，像天地一般无私，方能垂拱而治，任百姓自由生活。（《老子》第六十四章）无欲，是希望统治者减少私欲。

他说：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第二章）。有学者指出：在传统教育机制中，经学对于士人们来说，不仅是知识，而且是兴趣、是信念、是信仰。但是，儒家公天下与老子将天下作为神器，中间还有一层差别。这样的无为政治，有学者认为颇具有自由的意义。老子要求统治者治理国家应该顺应自然的要求，不妄为不妄作，对百姓实行一种不干涉的政策。何晏注云：言任官得其人，故无为而治。

而道家对待无为的态度则相对更为彻底，无为不仅是一种社会治理方式，更是一种政治的价值，通过无为最终实现百姓自化的目的。在这里，义是儒家对于政治正当性所确立的道德性标准之一，所谓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王者不为也。

（《老子》第五章）这里的不仁不是说圣人不仁不义，而是指无所偏爱。最终，老子的权力观必然走向消极，既然权力不可为，那么索性就无为，而放任百姓自为。

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而儒家德治本身，不仅强调君主具有政治德行操守，而且要求君臣率先垂范，推行德教，又具有有为的一面，难免与无为的理想相互矛盾。

（《老子》第四十三章）不言之教实则是不教，不教才是真正的教，老子进而又提出：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无为而治所包含的治理智慧，不仅与现代法治的目标不相冲突，而且可以增加现代法治的价值维度。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注释1（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36页。现代法治的核心问题在于解决权力的问题，给谁赋权，如何用权，怎样控权，是法治所关注的核心问题。

如有学者所说：《老子》的‘无为而治，乃至《老子》的全部政治法律思想，实质上是一种道德治国论。18其实，儒家之德治或礼法共治，背后的治理理念是一致的。

《老子》提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一方面，儒家德教中对百姓进行教化的原本是父子夫妻相处的常道，也就是百姓日常所实践的生活伦理，并不是拔高的道德要求。

另一方面，较之于刑、政的治理手段，儒家之德礼是一种较为柔和的统治手段，可以减少统治者以强制性的统治方式干涉民间生活秩序，从而减少国家权力的干预。哈耶克认为：人类社会中存在着种种有序的结构，但它们是许多人的行动的产物，而不是人之设计的结果。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所谓无为与好静无事无欲互为表里，可以说清净无欲正是无为的具体表现，而这些要求也都是针对有为政治所提出的。

道是万事万物运行变化的规律，而德就是事物所具有的本来属性。【8】如果与西方法律思想相比较，儒家之德与西方的自然法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为现实的政治法律制度提供了高级法的背景。

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民间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法意识究竟是儒家所设计并以潜移默化方式形成的社会道德，还是民间自我产生的习惯而由儒家精英所确认并发扬光大的伦理秩序？其实，这两者兼而有之。关于施德教，儒家教化的目的在于化民成俗，促进社会自治的实现。

【5】如果比较《老子》与《论语》关于无为的异同，可以看到儒道两家的共同点是都期待自化，就是百姓的自我治理，通过自化，进一步淡化统治者有为政治的意义，也就是实现垂拱而治。第一，慈、俭、不敢为天下先我有三宝，持而保之。